文 | 王可（新京报传媒研究院）大资本
10月18日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与世长辞。然而，一场关于他“被去世”的新闻闹剧，却在前一日已提前上演。媒体四处“核实”，机构接连辟谣，网络空间弥漫着真假难辨的信息。直到官方消息最终落地，这场“死亡抢跑”才算收场。
01 屡次“被去世”
早在2021年，就已经发生过一次杨振宁“被去世”的谣言传播事件。
某大V在微博发布了“知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去世”的消息，在网络热传。事后消息被多方辟谣。该大V知道自己闯祸之后，先是发消息称，“杨振宁先生那条消息不确定。” 此后，该大V发布了一则“道歉启事”表示“自罚停博至少三个月。”
时隔四年，在杨振宁先生逝世消息18日正式公布前，已有媒体启动了“抢跑”流程，这些抢发的报道，在内容上具有高度相似性。
可以说，除了最终的“死讯”尚未得到官方盖棺定论之外，其余的“悼念”内容均已准备就绪。这类报道往往采用“网传”、“据悉”、“多方消息称”等模糊信源作为开头，为其“抢跑”行为预留退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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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一个关键且令人困惑的问题是：为何许多媒体在已经从西湖大学、施一公、潘建伟等相对权威的信源处获得辟谣消息后，仍然选择发布或变相发布不实消息？
首先，对于“抢跑”媒体而言，“核实”这个动作本身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它不再是为了确认事实，而是变成了一个必须履行的流程——只要我走了核实这个过场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获得了发稿的“通行证”。甚至有业内人士道出了一种扭曲的心态：“真去世，是新闻；没去世，‘被去世’本身也是新闻。” 后者同样能带来可观的流量。
其次，媒体为重要人物预制的悼念专题，投入了相当的采编、策划资源。当所有准备就绪，只差“临门一脚”时，放弃发布意味着前期投入的浪费。在这种心态驱使下，即使消息存疑，也倾向于“赌一把”。
02 错误重复上演
令人遗憾的是，这种“未死先悼”的操作并非孤例。从袁隆平院士到文学巨匠金庸，几乎每一位重量级名人的离去，都伴随着媒体仓促的“抢跑”脚步声。
2021年5月22日，袁隆平院士去世前几个小时，“袁隆平同志逝世”的消息突然出现在网络。不少媒体跟进报道，在各种平台传播。噩耗突如其来又铺天盖地，不明真相的网友也被误导，迅速开启悼念模式，相关话题也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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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，有媒体联系了袁隆平院士的秘书，得到了最新的辟谣消息，刚刚还在发布悼念稿件的媒体紧跟着辟谣。一时间读者已难辨真假，媒体评论区的读者反馈也恶评不断。
在“被去世”的名人当中，金庸先生可以算是相当“资深”。20多年间数次“被去世”，每一次都内容详实，可以看出，媒体对于某些年事已高、且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名人，存在一种“预判性”的报道冲动，仿佛他们的去世不是一个偶然事件，而是一个迟早要发生的、必须被“捕捉”到的新闻热点。
03
谁为“抢跑”买单？
无需多言的一点是，在注意力经济时代，首发报道带来的巨大流量直接关联着商业利益、平台权重和品牌曝光。慢一步，可能意味着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。
因此当一家媒体开始“抢跑”，整个行业的节奏都被绑架。“你不抢，别人就会抢”，这种恐惧感迫使媒体机构将“快”作为最高甚至唯一的准则。
除此以外，成熟的“预制新闻”生产模式，在提升效率的同时，也降低了发布的心理门槛和操作门槛，无形中催生了“期待事件发生”的扭曲心态。
但为媒体“抢跑”买单的，却不止媒体自身。
在生命最后的时刻，逝者的尊严与家属的困境，成了媒体竞逐的牺牲品。这种打扰与消费，极大伤害着正处于悲伤之中的当事人。
而对公众而言，一次次“狼来了”正在透支社会的善意。当真诚的悼念屡屡建立在虚假信息之上，留下的不仅是失望，更是对整个信息生态的信任危机。
最终，媒体也在为自己的“抢跑”付出沉重代价。
当公众发现自己看到的 “重磅新闻” 可能是提前编好的模板，当 “辟谣” 成为比 “报道” 更常见的后续，媒体辛苦建立的信任壁垒便会一点点崩塌。长此以往，行业会陷入 “越抢发越失信，越失信越要靠抢发博关注” 的恶性循环，整个社会的信息环境也会变得混乱不堪。
校对 | 李立军大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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